上映于1982年的喜剧电影《星星星》通过一家国有鞋厂市场化转型中发生的父子两代人的矛盾冲突，展现了当时的经济生活面貌。

薛暮桥与孙冶方。

《我不是药神》（2018）剧照。

“接近问题”“接近读者”其中之一就能满足畅销的必要条件，剩下的就交给其他条件了。

时间转到2013年。这一年1月，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两本比较畅销的书。

这几年，随着《大国大城》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》《置身事内》等书的畅销，使人开始注意到让经济学书畅销的方法还有通识写作。实际上，在过去四十余年，是涌现过一些经济学畅销书的。最早的是经济学家薛暮桥的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。

走向新世纪

《卖桔者言》的繁体版1984年11月在香港出版，再版二十五次，印数约八万。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引入内地发行简体版，共印三万余本，一售而空。《书城》杂志曾在2000年8月刊登了一篇文章《卖桔者的回顾》，原为香港花千树出版社增订本的序言，张五常在其中提到《卖桔者言》是他卖得最好的书。至于其原因，他本人认为是它摆脱了学术体例的束缚，不“科”而“教”。

回顾本世纪第一个十年，投资理财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某种“必备课”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。由此，人们对金融既有实现“财富自由”的内在渴望，又有不信任的恐惧，而这些都构成必然条件，使《金融的逻辑》这样一本比较专业而算不上完全通识的书能得到关注。而横空出世的《货币战争》则提前铺垫了议题，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因为暗含“阴谋论”而被吐槽。出版方也顺势而为，在推广上突出两本书的对峙关系，成就了一本文集的意外畅销。

在本世纪开端第一年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引进出版了美国人罗伯特·清崎的《富爸爸，穷爸爸》，在金融业改革和“炒股理财”、财富焦虑等现象兴起的影响之下，迅速售罄，此后十余家出版社发行。然而这个时候，图书的版权页不再像上世纪那样都统一注明印数，有的有，有的无，具体的印数无从统计。《富爸爸，穷爸爸》成为超级畅销书预示着，在新世纪初，畅销书的图书市场已经变得多元，更加商业化，在取名上运用技巧策略，从封面推荐语、选题到内容都在揣摩读者需求，进入“读者民主”年代，最终泥沙俱下，而这本就是图书市场的必然规律。

1980年12月，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第2次印刷版权页。

2010年9月，“郎咸平说”之《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》（东方出版社）出版，谈论食品、房价、医疗等热点话题。郎咸平是电视年代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，“郎咸平说”系列图书基本上都卖成了畅销书。由于无从统计其具体印数，只得找到当当、京东、豆瓣等网络平台的数据。《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》可能是该系列引起关注最多的一本。截至本文刊发，单个版本在当当和京东的自营条目下，卖家评论都在一万条以上，在豆瓣条目下有七千余人参与打分。

不过，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，在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，如何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意识，是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共同持有的。当初，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不是唯一对此进行阐释的新书。比如，卓炯在1981年10月出版的《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）还开宗明义集中论述了商品经济。不同的是，这是一本论文集，呈现作者思考商品经济的历程，而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是一本专著，站在改革节点回顾历史、提出问题和方法。经济改革前期的重点是在农村地区，实践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城市的经济改革只分布着一些零星式试点，到1984年才转为重点。在1979年初版中，薛暮桥已经论述了“不能勉强地去实行清一色的公有制”，到了1983年修订版，也即经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的上一年，他转而考虑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复杂性，在怎样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上继续往前走了一步，其看法是使这两种经济形式都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。

电视剧《马大帅》第二部（2005）剧照。

撰文丨罗东

接着是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》（中信出版社）